[征文]白塔山下马樱花

作者:林发茂 日期:2016/5/4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252 

白塔山下马樱花

林发茂

 

“白塔山下马樱花”,这个名字很好听。据说,马樱花是楚雄市花。“白塔山”自然是大姚县城的标志性建筑,我们大姚中学就在白塔山下。本来,这个名字是好朋友、老同学宋碧芬和张建强在微信群里分别提议,大家综合讨论而形成的。他们俩是为我们大姚中学老三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的同学圈起的微信群名。可因为这个名字太美了,读着好听、念着优美、叫着响亮、说起自豪,我便借其用之,把它作为我这篇回忆文章的题目。特别是当张哥提议要在宋姐提的“马樱花”前加一个“白塔山下”时,更勾起我心灵深处对校园生活的些许涟漪和丝丝回忆。

 

没想到我考上了大姚中学

 

19638月上旬,我参加完中考,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没精打采。哎,试考砸了。要想继续上学,没门啦!当时,拥有十个县、市的楚雄州仅有四所高中:楚雄、大姚、禄丰、武定。简单地说,十个初中生里只有4个能上高中。我那成绩,就别做梦了!读不了书,大不了就回家种地,修地球去。

思想通了,心思定了,我也就不丧气了。心想,也许回到藏于大山深处的家乡,就再也出不来了,不如在县城多玩几天,作好了长期回农村扎根的思想准备。于是,我从云龙分校回到县城妥甸镇就停了下来,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打算把县城的每一个咔咔墎墎都走一遍。耍了一个星期,每天东游西逛,无所事事,觉得无聊,就请朋友给找了一个活路去打工。那时还小,刚满15岁,也做不了什么重活。找的工种就是专给砌墙师傅打下手。每天挑水合泥,搬瓦送砖。虽然累些,但每天能挣3元钱,心里乐滋滋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汗水挣钱。干得正起劲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结束了我的打工生活。

那是821日的傍晚,我收工回到朋友家里,他告诉我,你爸打电话来说,你考取大姚一中了,录取通知书都已经寄到家啦。通知要你本月30日前到学校报到。我一听可傻眼了:惊喜之中夹着无奈。惊喜的是没想到我考上了大姚中学,我又有书读了;无奈的是路途遥远时间紧迫回家不易。我本出生在双柏县老县城云龙镇,因爸爸的工作关系,1962年举家迁到交通闭塞的鄂嘉镇。从我现在所处的新县城妥甸镇回到鄂嘉,不通公路,徒步行走单边得整整三天。更何况在深山老林里赶路,没有伙伴咋行呢?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老爸又打电话来说,他已经联系好了,让我第二天一早与邮电局的邢叔叔一道回鄂嘉。

在这里,我要特别写一写邢叔叔。因为他勤恳敬业、不畏艰险、生活乐观、任劳任怨的精神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永远伴随在我的脑海里。邢叔叔,30郎当岁,皮肤黧黑,精瘦精瘦的,但浑身散发着青春与活力。他赶着一匹本地马,马背上驮着满满一驮子报刊杂志和包裹,身上背着一个大邮包,里面装着几百封平信、挂号信和汇款单等邮件。他说:“这些重要邮件要随身带,就是人丢了,这些东西都不能丢!”他19岁参加工作,专跑县城到鄂嘉这条路线,已经跑了十多年了。跑一趟一个来回7天,中间只休息1天。我听了特别佩服。一年365天,无论刮风下雨,为了给山区千家万户老百姓传递信息,他不辞艰辛,独自一人行走在茫茫的深山里。他很乐观,一路哼着小调,唱着歌,走的十分轻快。第一天傍晚,我们到了独田乡,当晚就住在独田邮电所;第二天下午五点多,我们过了茅铺子江,江边有一个小客栈,我以为会在这里歇脚。但他没有停步,领着我爬到半山腰,在一条流淌着清澈泉水的小溪旁刹住了脚。他说,今晚我们就在这里“落稍”了(就是住下的意思)。我心想,深山林海,荒无人烟,咋个吃饭、咋个睡觉呀?他看着我不解的样子说:“你去捡点柴火来,我把床铺好后就做饭。”深山里,枯枝朽木多的是,当我抱着一捆干柴火回来时,邢叔叔已经把铺好了。只见他把马驮子往一块平地的中间一架,在离马驮子两一人见长的地方各钉两颗低于马驮子的树桩。然后拿两块油布分别一头扎在马驮子架上,一头绑在树桩上。这样整体就形成了一个人字形,人字两撇的下面铺上两条毡子,就是两个床。油布挡雨,毡子防潮,盖上被子,即便夜间下雨,也影响不了我们休息。睡觉时,两人头对头睡在马驮子下面,还能说话聊天呢。接着,他从马驮子上拿出一个麻袋,从中拿出两斤大米、一块腊肉,还有土豆、辣椒、茄子、白菜。看到这些东西,我才知道,原来邢叔叔早有准备。他让我去洗菜,他做饭。他找来三个石头作锅桩,带着两口铜锣锅,一口做饭,一口做菜。不一会,铜锣锅做的米饭香味扑鼻,另一锅大烩菜热气蒸腾,尤其是那腊肉的油香味引得人馋虫蠕动。他把碗筷准备好后,又不知从哪拿出几个干辣椒,麻利地用碳火灰将其烫焦,双手搓碎,放在碗里,冲上一勺菜汤,丢上一小坨盐巴,一碗香喷喷的糊辣椒沾水就摆在你的面前,好开胃哦。啊,这顿饭让我吃的特别香甜!时空穿越了50多年,可吃那顿饭的情景、滋味还历历在目和回味在心。我到大姚呆了5年,几次回家,与邢叔叔同道又走过两次。再后来当兵调到成都,回去看他,却听说他因积劳成疾,不到50岁,就英年早逝。改革开放后,双柏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基本上是村村通公路,乡、镇全通柏油路。那种人背马驮送邮件的方式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邢叔叔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第三天,我们下午四点多钟就到家了。停了一天,我就同邢叔叔返回妥甸。即刻乘班车赶往大姚。那时,路上还得坐两天车。好在,30日前,我赶到学校报到,没有误期。从此,我在大姚一中开始了新的校园生活。

 

勤工俭学是必修课

 

当时,楚雄州的四所高中,毋庸置疑,楚雄一中是全州公认的一等学校。那么,谁是老二呢?另外三所高中学校自然为此竭尽全力。

1963年至1965年,这是我国教育战线最成熟的一段时期。对外,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教育经验;对内,认真总结自己从古到今的教育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鼓励师生走“又红又专”,并且适合国情的教育道路。记得当时说得最普遍,叫得最响亮的一句话是:“勤工俭学”,而大姚中学对此尤其见长。在四所学校中,大姚中学的“勤工俭学”是全州数一数二的。因此,我们新生入学,“勤工俭学”是必修课。

“勤工俭学”在大姚中学是有光荣传统的。大姚中学始建于19409月。是由大姚仓街人、知名爱国人士、新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一平先生牵头,联合众多有识之士创办的。其办学的理念,就是“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学会生活,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学校既重视教育质量,又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建校时起,学校每周上课5天半,劳动半天。这个传统一直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所以,大姚中学的师生都有热爱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习惯。比如,定期打扫环境卫生、保持教室、宿舍整洁,厕所清洁,自己动手洗衣服、互相理发,在老师指导下托土基、砌围墙,栽花种草,美化环境。组织学生养猪、种菜,还结合课堂教学,组织学习果树嫁接、养虫喂鸡,架接电灯线、更换电灯泡等等。我记得,我们入校后,参加完成最大的一个劳动项目就是师生自修“足球场”。

大姚中学坐落在两山之间,平地很金贵。建校快20年,没有一个足球场。学校决定,动员全校师生学习愚公移山精神,挖山不止,自己动手,自建一个足球场。地址选在学校背后的山丫口,把两个山脚的土挖下来,往中间低洼的地方填平,就可以填出一片平地。大约从63年的冬天开始,到65年的新年元旦,全校初中、高中近20个班级,1000多名师生,轮流上阵,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修建了一个约有二十多亩土地的运动场,在其中便修建了足球场和其他体育场地。我是活跃分子,足球场修好后,几乎每天晚饭后,我就要跑到球场上,和同学们跑跑步、踢踢球。谁知道,当年放寒假就遇到一件美差事。原来,寒假期间,云南省体委通知举办全省中学生足球运动会。昭通赛区有五支代表队参加,这些球队是昆明队、曲靖队、楚雄队和昭通一队、二队。楚雄队以楚雄一中为主组队,大姚、禄丰、武定抽13人代表参加。结果,禄丰、武定没有开展足球活动抽不了人,大姚中学选拔了3人,我和初二级的盛抗美竟然被选中了。比起楚中的队员,我们足球踢得并不好。虽没打上主力,但随队第一次到昭通走了一趟,特别是沿途第一次见识了滇东北高原的漂亮雪景,也算开了眼界。况且,比赛打完,昆明队拿了第一;昭通一队是东道主,有天时、地利、人和相助,他们拿了第二;我们屈居第三;之后依次是曲靖和昭通二队。所以,成绩也还算可以。而最值得珍惜的是,我和盛抗美成了终身的好朋友。

“勤工俭学”,我自己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种菜。学校规定,为了改善师生生活,每一个学生一年要自己种菜上交学校食堂,标准是350斤。不准上街买菜来交。种了超额的,自己可拿到街上去卖。记得我们班当时菜种得最好的是两位班干部。一个是班长白应恒,另一个是生活委员罗国富。我12岁以前在家帮助母亲种过菜,对完成种菜任务并不“虚火”。但是,菜长得好不好,关键是要有充足的农家肥。在学校,哪有“农家肥”?唯有肥料取之不尽的地方就是“厕所”。一时间,学校前后上下几个厕所的粪水被抢掏一空。有时,为了抢到肥料,挽挽裤腿,卷卷袖子,跳下厕坑就用手捧。我虽是农村孩子,但克服“怕脏怕臭”的思想斗争还是很激烈的。不过,人呀,一旦突破了这一心理障碍,以后就什么赃活也不怕了。我到部队之后,从当战士、副班长、班长,到排职干事、连队指导员,什么脏话、累活都干,从不退缩;直到任师职干部,无论完成什么任务,仍是身先士卒。这不能不说是与母校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希望大姚中学“勤工俭学”的传统能够发扬光大,永不放弃!

 

踢足球踢醒了我迷糊的心

 

我从小读书特贪玩的,读小学基本上算是玩过来的,唯一的优点是爱看连环画。许多三国、水浒的故事大多是从连环画里看来的。读初中时,是“连玩带学”。这时会看小说了,有时上课也偷着看小说。总之,为贪玩和上课偷看小说,没少挨老师批评。这个毛病一直延续到高中一年级。一天快下课时,因为贪玩惹了一件伤人的事,被我们的班主任、学校的教导主任邱如珂老师叫到办公室臭骂了一顿。

那是一天下午5点多,最后一节自习课快到点了。我按捺不住贪玩的心,没等打下课铃就抱着足球在我们教室与高七班教室之间胡踢开了。没想到一个大脚,把足球踢到高七甲班最靠左边的一个窗子上。“嘭”的一声,将一扇窗子玻璃砸碎了。碎玻璃飞进教室,划破了坐在窗子下边那位学长的额头。口子不大,但流血了。这下可炸锅了,你说老师能不大发雷霆吗?老师声音洪亮,整个教学楼都能听到:“林发茂,你就这么贪玩!眼看一年级就快过去了,高中毕业考不起大学,你怎么对得起你的父母?”老师还批评了许多话,我没记住几句。但“高中毕业考不起大学,你怎么对得起你的父母?”这一句,可像当头棒喝,把我迷糊的心,一下打醒了。是呀,我为啥来读高中?读高中的基本目的,不就要上大学吗?我家里6个兄弟姊妹,我是老大。为了供我上学,老二发英、老三发智两个妹妹小学毕业就辍学了。老爸每月425的工资,要给我寄10元,只剩30多元养家糊口。真的,不好好读书,能对得起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吗?我至今都清醒地记得那次醍醐灌顶般的醒悟。我一辈子都会感恩老师的那一次“臭骂”。如果没有那一次的“臭骂”,我也许不会有那么快地觉醒。

打那以后,我开始认真读书,自觉学习。明显的变化有两条,一是上课认真听老师讲课;二是课后认真完成作业。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到一年级期末考试,我的成绩“蹭蹭蹭”地往上升。由于学习变化大,二年级新学期开始,学校改选学生会成员时,我由原来的体育部长被改选为学习部长。这一改任,是学校和同学们对我的激励,我学习更加努力。其实,我那时的语文成绩并不太好。特别是作文,文风呆滞,语言干巴,找不到话说。我很着急,也很努力,可每次考试,成绩总在六、七十分之间徘徊。我们班语文成绩要说最好的,男生就数张哥张建强;女生就数常姐常丽仙。每次老师拿学生的作文做范文,念得最多的就是他们俩的文章。听老师念他们的作文,语言生动,措辞华丽,经常听得大家如醉如痴,常常会心生敬佩羡慕嫉妒恨。教过我们班的语老师有两位,邓厚安和吴法弢,他们功底深厚,章法得道,课讲得很好。虽然我那时文思不精,但之后进入部队,所学到的语文知识却都成了为部队服务的本领。我的数理化在班里倒是不错,每次考试都能拿到八、九十分。因此,到高三毕业时,我的总体成绩在班里还算名列前茅。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有没有得到过学校的特殊安排,但我真的被学校特殊考虑过。19666月准备高考期间,大家都在为怎样填写报考志愿着难。这时,校长沙毓银、书记徐云阶把我找去谈话。说,你的第一志愿必须填写云南大学的物理系。如果同意,学校为你写“推荐信”。当时,我并不知道有什么道理,但我明确表示服从学校安排。后来,我才搞清楚了那是为了实现学校与学校之间比升学率的竞争目标。那些年,大姚中学的升学率逐年攀高,在四所高级中学里,不仅已雄踞老二的位置,而且大有与楚雄中学一比高下的态势。学校之间暗暗较劲,升学率的竞争已经进入“比小分”的阶段。比如,看学校升学率的高低,必看三个数据,即:一当年学校考取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有多少?二考取重点大学的学生有多少?三考取重点大学重点系的学生有多少?因为当年云南大学物理系已在世界出了名。故此,才有了校长、书记为我指定填报志愿的要求。

俗话说:“铁的炮打不响”!19667月,正当我们整整复习了一个月准备参加高考之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至此,国家高校的大门首先对我们这一代人关闭了!之后更为寒心的是,我们高八班的一百多名学生,被县里集中起来与全校所有老师一起完全封闭在楚雄鹿城小学,开始了三个月“学生斗老师”的运动。我们没有能力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千秋功过,但至少有一条,文革割裂了我们与多年呕心沥血教育培养我们的恩师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没有高七班以前的学生和高九班之后的学生的幸运,我们这个班级的学生成为了“破坏”师生关系的代名词。老师们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至今心里还遗存着对学校恩师彭增华、杨毓寺、熊友仁、吴蓉芬等剪不断,理还乱的愧疚与遗憾。

 

与张哥形影不离

 

张哥,就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张建强。我们是同班同窗好友,在大姚相处5年,却一生关系甚密。他虽比我只长一岁,但他知识面比我宽,个人技能比我强。他出生在楚雄州南华县城的一个书香世家。尽管家境并不殷实,但从小接受着严格的家庭教育。

他不仅文章写的好,字也写得特别好。我们进大姚中学时,也就十五、六岁,可我看着他写毛笔字,内心就会常常产生一些莫名的惊叹:“年纪不大,怎么就会练出这么漂亮的一手毛笔字呢!”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再也没有第二个学生能与他比肩。数十年后,楚雄城突然冒出一张旅游名片,不敢说地球人都知道,至少凡是到过楚雄市的中国人都知道。而这张名片的名字“彝人古镇”四个字,就出自我这位老同学、好朋友张建强之手。

因为他字写得好,学校领导教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定期主办校园内的墙报和黑板报。我呢,爱学习。尤其对写写画画这些美好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因此,一到更换黑板报、墙报的时候,我就跟在张哥身后,有时便给他打打下手。一来二去,他就把我收编到学校墙报组了。变为正式成员后,我就可以上手了。写粉笔字的最大好处是,写错了可以随时改。这样,学习的胆子就大了,信心也就足了。我跟着张哥边学边干。什么粉笔字、美术字,方的、圆的,长的、扁的,他都会写,我也都学。为了把板报、黑板报办得图文并茂,我俩还去新华书店买了几本诸如“黑板报设计大全”、“怎样写美术字”等资料来学习参考。他教得耐心,我学得认真。两、三年下来,我写字的水平也有很大提高。除了毛笔字那不是一日之功外,其他如粉笔字、排笔字、黑体字、隶书体以及各种变异的美术字,如空心字、立体字、投影字等等,我都学了不少。后来,我又跟张哥学了一套刻钢板、刻蜡纸,印传单、办小报的本事。当初,我并不知道学会这些,它到底有啥用处。走进部队后,我却受益一生。

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968年,部队有史以来,走进高中校园征兵,并逐年重视改善提高兵员的文化素质。这一年,楚雄军分区独立营在大姚征集了200名新兵,只征到四个高中生。即:谢必恒、张坤、魏国安和我。到了军营,我们都成了部队的“宝贝”。我跟张哥学的手艺,样样都大有用场。写字、画画、刷标语、写文章,部队样样喜欢。200个新兵,都分下连队,部队机关只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坤,另一个就是我。谢必恒、魏国安虽下了连队,但不久就担任了连队文书。相当于连长、指导员的秘书。张坤篮球打的好,机关篮球队肯定要留他。我呢,也算篮球队一员,但机关留下我,主要还是看重我能写写画画。我在该部队呆了不到三年,调了两个单位、三次工作。不管走到那,都是部队政治工作的骨干。我办的板报、墙报、黑板报,只要部队评比,我都是第一名。19794月,我被任命去云南省军区边防第七团当宣传股长,参加过几次野营拉练、军事演习。为了加强部队野外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我不用油印机,光用一块钢板、几张蜡纸、一筒油墨,就能办出一期又一期的“战地小报”,让部队首长和同行们惊喜不已。这个团精简撤编30多年了,可至今营区遗址大门口两旁门柱上用水泥刻铸的四句话“热爱边疆、扎根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还是我当年写的美术字。

部队的成长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在学生时代,学什么课程都是有用的。只有学不好的知识,没有用不上的学问。我们当年一块入伍的四个高中生,除魏国安因身体原因,只升至连级干部就转业之外,张坤、谢必恒进步最快,入伍不到15年,张坤升任保山军分区后勤部政委,正团级干部;谢必恒当到保山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副团级,之后主动要求转业下地方,担任了保山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楚雄彝族自治州检察院副检察长,直到退休。我呢,就这样做了一辈子的职业军人,在部队退休,安享天年。

所以,我与张建强成为同学,是我这一生的莫大幸运。我们是少年之交,也是忘年之交。

 

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参加高八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我在大姚中学的又一件幸事。宣传队是一个“大家庭”,也是一个“小熔炉”。

当年,我们班从楚雄鹿城小学“集中营”返回学校以后,先是组织“红卫兵”步行长征,重温红军传统;后来返回学校,卷入“就地闹革命”大潮。折腾了几个月,甚感无聊与茫然。老师们被“挂在一边”,校领导被“靠边站”,学校革委会尚未成立,学生变成一盘散沙。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高八乙班的学生李如平挺身而出,以我们高八班为主,在高、初中毕业生中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打出一面旗帜,取名:“毛泽东思想进军号”。这旗帜一树,高八甲、乙两个班和初中毕业班,立马有二十多个同学报名参加,我也被自愿拉入这潭“红水”。人数最多时达到30多人,经常保持有20多人。我现在还能说得上名字的有李如平、宋碧芬、张建强、朱光仲、杨正宗、李联会、包其宾、常丽仙、文德荣、范乐军、李成林、冯慧、马菊珍、韩国珠、李兰秀、丁彦华、车文、苏芬、冼发通、永保荣、攸启学、盛抗美、李正彪等等。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李如平,是宣传队非常称职的队长。他吹拉弹唱,样样得行。他既是领导者,又是组织者。他和张建强、杨正宗还主要承担着宣传队的文字编剧与音乐创作。宋碧芬,灵巧的身段,跳起舞来,她的舞姿特别优美;常丽仙,苗条的身材,既能唱又会跳。她俩扛起了队里歌舞编导的重任。文德荣、包其宾、范乐军、李成林、冼发通是小乐队的骨干,马菊珍、韩国珠、李兰秀、丁彦华、车文、苏芬是舞蹈队的精英。我们其他的同学就充作群众演员,当当配角、跑跑龙套。你莫说,宣传队麻雀虽小,则肝胆俱全。虽不能与专业的文艺团体相比,但在大姚绝对是一支像模像样的文艺轻骑兵。

那个年代,晚会节目的政治性很强。一般都是歌舞《东方红》开场,《大海航行靠舵手》结尾。我记得有几个保留节目,那是每次必演的。如:《十送红军》、《抬头看见北斗星》、《在北京的金山上》、《洗衣歌》等。最火的时候,我们还排演过大型雕塑舞台剧《收租院》。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文化娱乐场所都“关门”了,所以,我们的演出学生和老百姓还比较爱看。在学校和县城演的多了,我们就下乡。曾先后到过龙街镇、新街镇、石羊镇、三台镇、六苴镇和昙华乡、铁锁乡、湾碧民族乡。演得时间长了,宣传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南华县成立革命委员会那一年,我们宣传队受大姚县革命委员会委派,代表大姚县前去祝贺演出。我们演了两台节目,一台是歌舞;另一台就是《收租院》。两台晚会都受到观众的由衷欢迎。尤其是《收租院》,生动、形象、逼真,演到动情时,台下的观众会高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演出结束,南华县的一个矿山领导跑到后台来找李如平队长,邀请我们去矿山演出。直接为工人阶级服务,大家都非常乐意。这次行程又增加了三天,多演了两场。演出结束,是矿山领导派专车把我们送回学校,为我们节省了一笔返校的路费。

1967年下半年,我们宣传队接到了一项超乎想象的政治任务。这一时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逐步从对立走向联合,整个社会形势由原来混乱不堪渐趋平稳。这时,中央号召,全国文艺团体要大力普及和推广革命样板戏。为了落实中央指示,大姚县革委会指令县文工团排演革命样板戏歌剧《白毛女》。要求在年底元旦、春节期间上演。县文工团接受任务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人手不够。排演歌剧《白毛女》,至少需要40多人,而县文工团只有20来人。他们想在县直机关调人,第一个便想到了我们这个学生宣传队。这一想法,完全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但由此也可体现我们宣传队当时在大姚的作用和影响。县革委一纸通知,就把我们宣传队全体人员借到了县文工团。通知还下了死命令,其他活动一律停下,宣传队员停止请假,集中精力赶排革命样板戏歌剧《白毛女》。因为是政治任务,谁也不敢怠慢。到了县文工团,一切听从导演组指挥。按照常规出牌,歌剧的主要角色应当由文工团的专业演员担当。但不知导演组是怎样考虑的,剧里三分之二的主要角色全交给我们学生来担任。比如男主角大春,要我担纲;反派一号地主黄世仁指定我们的队长李如平饰演;杨正宗演杨白老,宋碧芬演喜儿,文德荣演穆仁智;文工团的专业演员只演了两个主角:老黑演大锁,另两个女演员分别饰演白毛女的AB角。对此安排,大家甚为不解。过后,导演组解释说,文工团的专业演员虽有舞台经验,但大多数年龄偏大。歌剧公演之后,担心他们承受不了连续巡演的疲劳。所以,让学生多担任一些角色也是合理周全的考虑。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革命样板戏歌剧《白毛女》如期在大姚县城公演。演出效果热烈。每天演出一场,连演一个星期。休整几天后,县革委指令送戏下乡。要求全县乡镇都要走到,一个也不许拉下。从1968年的元月中旬开始,至3月下旬,我们一直在乡下奔波巡演。所到之处,各地都是盛况空前。许多老百姓从十几里、二十几里地赶来看演出,看后都高兴得很。跑了两个多月,刚好到昙华乡演出之后,全部巡演结束。这时,县里传来了恢复征兵的消息。我不顾多人反对,特别有老师告诫: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得。你那么好的学习成绩,你应当等着去上大学。县文工团的领导甚至对我说,等巡演总结一结束,我们就把你正式招进文工团。我没有听他们的劝告,毅然投笔从戎。

这一段经历,对我到部队的工作也大有帮助。我在连队当班长时,曾组织过一个连队演唱组,11个人,演一个半小时的节目,精彩流畅。一次,奉命到走南闯北的野战部队54军的一个营去慰问演出,观演部队感到非常错愕:“一个地方部队的连队演唱组有这么高的演出水准,少见!”我在团机关工作期间,也两次入选团宣传队,完成过多次演出任务。

 

五好红花寄回家

 

196849,经过两次周折,我终于接到了大姚县征兵办公室和接兵部队发来的新兵入伍通知书。

这一年,来大姚接兵的是野战军1440师和地方部队楚雄军分区独立营。据说,在讨论定兵的会议上,有人建议40师接兵干部说,“林发茂调皮得很,怕部队管不下来。建议最好不接。”没想到这话反而让军分区独立营的接兵干部下了要的决心。独立营接兵营长杨恩怀,1947年入伍,老革命了。打过无数的仗,接过无数的兵。他在会上说:“只有不会管的部队,没有管不好的兵!这个兵调皮,我要。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他!”这样,我就在家门口当上了“家门口”的兵。人事沧桑,世事难料。19868月,在百万大裁军的进程中,我竟作为成都军区工作组成员到40师蹲点呆了一个月。这是神仙怎么算也算不到的事。当年他们接兵干部不要的兵,十多年后,竟成了他们部队上级工作组的成员。

410上午发了新军装。听说晚上县里要组织召开欢送新兵的联欢大会。宣传队的同学们突发其想,说要排一个表演唱《五好红花寄回家》参加联欢会,也就算宣传队“娘家”欢送我。大家七嘴八舌,非让我演剧中参军的“小伙儿”,另外七个女同学:宋碧芬、马菊珍、常丽仙、韩国珠、李兰秀、苏芬、丁彦华分别扮演小伙儿的爸爸、妈妈,姐姐和妹妹,大家说排练就排练。晚饭后,与男同学组成的小乐队合练了两遍,晚上就上场演出啦。

我们一出场,台下几百名新兵和新兵家长看到我穿着新军装,新兵演新兵,感到格外稀奇。加之,我们演唱的歌曲又是大家熟悉的《五好红花寄回家》,随着曲调旋律欢快的节奏,场内气氛达到了高潮。掌声、欢呼声、合唱声此起彼伏。那热烈、温暖的歌声仿佛现在还在耳边响,听——

东风吹开遍地花呀

吹开遍地花

小伙儿参军就要离开家呀

就要离开家呀

大家来送他呀

大家来送他呀

 

全家老少都高兴

人人送他一句知心话呀

得儿那么呀呼嘿

得儿那么呀呼嘿

人人送他一句知心话呀

…………

玫瑰牡丹咱们都不要

就要你的五好光荣花呀

得儿那么呀呼嘿

得儿那么呀呼嘿

就要你的五好光荣花呀

…………

演唱结束回到学校,我心情分外激动,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母校走进军营,我抑制不住依依不舍的留恋心情。月光下,漫步在学校教学楼后面的小操场上。山顶上那影影绰绰的白塔影子印在眼帘;校园里熟悉的教学楼、教室、饭堂、宿舍、图书馆、实验室一栋栋一排排从眼前划过;许多老师慈祥的身影、不少同学清纯的笑脸深深铭记在我的心。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不辜负老师和同学们的殷切希望,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照歌词里唱的那样,千言万语都记下,为祖国为人民当好兵、站好岗,争取用最优异的成绩向母校汇报,争取早日把象征荣誉、象征美好的五好红花寄回“家”!

斗转星移,日月轮回。一眨眼时光过去了快50年。也许因时日太久,也许因“大学梦”碎为由,一些同学对这段经历早已“屏蔽”。但对我而言,却永远忘不了在大姚中学的校园生活,永远忘不了当年的老师和同学,更忘不了学校宣传队的每一个兄弟姊妹。至今,我没有忘记61军退伍老战士、我们可亲的老校医那慈祥的面孔;与谢必恒一起吃他从家里带来的杂粮炒面;到盛抗美奶奶家吃的过年“杀猪饭”;与学校乒乓球高手、同班同学刘平组队代表大姚县参加楚雄州的乒乓球比赛;我还记得接受入团介绍人李长仙大姐的第一次谈话;高八甲班第一任班长周风君那爽朗的笑声;唯一一个参加我们学生宣传队的老师张继坤那地道的昆明口音;印记更深的当然是在宣传队相处近一年多的老师和同学。在这里,留下了更多的欢歌笑语,更多的喜怒哀乐和更多的情感寄托。

啊!大姚中学,一片令学子真情永驻,回味永驻的乐园!是她,储存了我们的年少轻狂,也萌发了我们的似水年华!

 

201654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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